当“先生”，这个听起来已经恍若隔世的词语，被从过去的尘埃中打捞出来，用作即将开始的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时双方的称谓时，显然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潮。人们纷纷猜测这个古雅的称谓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一个字里行间都难免隐藏着微言大义的国度里，称谓的使用最能看出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是亲是仇，是敌是友，一个称谓就足以判明一切，而隐藏在背后的个人动机和政治意味，则更值得深思。追溯历史，目下的一切不免让人想起70年前的国共之间的那场在当时被认为会改变整个中国未来走向的会晤——历史的作用就是让人在观望未来时倾听一下儿过去似曾相识的回音。

从“同志”到“匪”，再到“先生”

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读，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当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下这封电报时，抗战胜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国共两党在名义上结成联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对抗同一个敌人日本。尽管对两者而言，这算不上是一段蜜月，但面对共同的胜利，作为合作伙伴，理应在一起坐下来展望一下儿未来远景。蒋对毛使用“先生”这个称谓，恰好可以代表双方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按照一本在这一年出版的《王云五新词典 》的解释，“先生”有三种释义：“父兄”、“教师”和“对人之敬称”，蒋的电报中肯定用的是第三种释义，而非常奇巧的是，这本词典在“先生”的第三种释义下给出的例句是“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重庆谈判时，毛、蒋举杯共饮

在之后蒋分别于8月20日和23日拍发给毛的电报中，蒋除了使用“先生”这个称谓外，更不吝称毛为“足下”：

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

毛泽东也对蒋的诚挚邀请在书面回覆中按照自己的方式投桃报李。在8月16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上，毛将蒋介石称为“蒋委员长”，这是抗战时期对蒋中国战区最高军事统帅的官方称呼，同时也表示毛及其所领导的中共势力作为抗战中的一员在名义上服从于蒋介石的指挥，而在接下来电文中，毛则直接用“你”这个象征身份平等的第二人称来称呼蒋，而对自己则自称“我”：

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直到接到蒋更加殷切的第二封电报后，毛才开始在电文中将蒋称为“先生”。但同时，又将自己的手下周恩来称为“同志”。

1945年的中共对使用“同志”这个称谓有严格的界定，绝不可以随意乱用。在刚刚结束的整风运动中，一个中共党员如果突然被直呼姓名而不被称为“同志”，不仅仅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死亡，更可能会导致肉体上的毁灭。对中共而言，这个称谓起源于1921年中共一大所做出的决议：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而国民党使用这个词更早，早在同盟会期间，孙文就在他的小团体里和他的朋友们互称“同志”。对孙文和他的同道来说，这不仅仅是取自《国语·晋语》中“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之意，更是从他的日本同行——那些明治维新时期的志士那里借用来的称谓。这些维新志士为了践行理念大搞暗杀起事之举，特别符合急于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党人的口味，复制行动的开端便从复制名字开始，于是“同志”这个词便成为了革命党内部的互相称谓。而中共在之后则又从国民党那里复制了这个已经披上了革命色彩的称谓，同时将他的意识形态导师和资助人苏共党员互称的“товарищ”译为“同志”。

“同志”是比“先生”更为亲密的称呼，因为“先生”只是泛泛的敬称，而同志则代表一种志同道合的关系，它意味着双方同处同一个政治团体或结成同一个政治联盟，因此，在1924年1月到1927年夏日间国共短暂的第一次合作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也使用“同志”这个称谓来称呼对方。即使是后来与中共敌对的蒋介石，在这一时期也将共产党称为同志，在1925年9月《在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选举大会演说词》中，蒋如此说道：

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用来中伤我们的⋯⋯总理定下来的主张，我们是不可违背的。如果不然，就无论你如何信仰三民主义也是假的了。因为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

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会席纪念十月革命演说》中，蒋更引用孙中山给他的“手谕”：

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子才好。

但这段互称“同志”的蜜月时期，维持的时间只有不到三年半的时间。当1945年8月蒋、毛双方互发电报敬称“先生”、“足下”时，双方心底肯定会记得那段最不愉快的黑暗岁月。1927年4月9日，认定中共将采取武力夺取军权的蒋介石猝然从上海赶往南京，在看到“共党分子”急急忙忙地将标语上“迎汪”（此时中共仍相信汪精卫是站在中方一方的国民党领袖）的文字改为“迎蒋”，并倾听了从武汉逃亡南京的学生亲口讲述自己在中共肃清反革命运动下的遭遇后，蒋介石第一次在日记中用“叛逆”称呼共产党：

共党叛逆残忍狠贼如此，不知何时能平此乱也。

两个月后，蒋介石对共产党进行血洗。1927年的夏天以血腥开篇，以国共决裂告终，中共将其称为“大革命的失败”，而国民党则认为通过这次“清党”运动终于除去了共党这个“跗骨之蛆”，蒋相信中共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行渗透分裂，最终瓦解国民党的势力，就像共产国际的指挥者斯大林在给中共的秘密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与国民党没有丝毫共同点的各路军阀，现在都归附广东派（即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了⋯⋯使他们中立，或者使他们变成‘真正的国民党人’，只有采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对他们建立革命监督的办法，才能办到。”国共双方不再是“同志”，而是仇敌。

从此以后，在国民党的官方话语及听从其命令的舆论报刊上，共产党一律被称为“匪”，是盘踞一方，宣扬赤化，企图将中国纳入苏俄控制之下的“共匪”，亟需被剿灭。但实际上国民党并没有发布任何正式政令来规定这种称呼，以至于尽管“匪”是最常用的称呼，但却有各种各样的叫法，《大公报》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就发现了这一点区别，这位记者曾经深入中共控制区腹地进行采访，在刊发的新闻专电中，范一般使用带有同情而中立的“中共”这个称谓，对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等也直呼其名，而他的新闻稿被刊登出来时，这些称谓却发生了变化，即使是在不同地方发行的《大公报》上用法也不同，例如1937年1月20日范长江从银川发出的第一条专电，津版《大公报》将“中共”称为“共匪”，而沪版则写成“残共”；同日的另一条消息《西北中心问题在共军》，津版称为“共军”，沪版则称为“赤匪”，甚至从1927年到1935年间，国民党控制区发行的合法刊物中，也是“共军”、“红军”、“中共”、“共匪”混用，而范长江这样的左倾记者干脆在国民党所使用的“剿匪”二字上加引号，表示乃系“所谓的”之意。而此时，中共也将蒋介石称为“大反革命”、“大反动派”和“绞杀革命的刽子手”，而提到国民党时，则必须会加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称谓。

国共双方的这场称谓大战在直到1937年9月才告一段落。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宣布与国民党合作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更取消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苏维埃政府”，同时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尽管看起来双方再一次达成默契，却再也不可能像第一次合作那样以“同志”相称，至多只能不再称之为“匪”。在合作宣言发表的一个月后，10月25日的个人日记中，蒋介石写道：

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然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只要晓以厉害，动之以正义，则可矣。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应之。

从“共毛”到“匪”再到“先生”

在时人看来，1945年8月开始的重庆谈判，理应成为战后长久和平的开端，尽管国共双方在抗战中龃龉不断，互相指责，但双方都承认对方的抗敌的成绩，中共领导下八路军的战绩同样被记录在案，伤亡将领也得到褒奖和抚恤。而这次蒋、毛双方更以“先生”，倍见融洽气氛，双方合影并且举杯换盏，根据不同的说法，还互祝“万岁”。但实际上，在一片和谐的表面，仍然暗潮汹涌。这一点从双方官方舆论上也可以看出一二。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将蒋介石称为“蒋主席”，而对前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毛、周二氏”，而中共的《新华日报》则在8月28日的头版刊发大标题《毛主席今天到达重庆》，29日更刊出了大幅的毛泽东半身像。至于其它的报刊，则使用蒋的官方称谓“主席”，而对毛泽东则称为“先生”，而在双方举行的会谈和宴会上，毛和蒋都互称对方为“先生”。

重庆谈判时蒋、毛合影

而在私下，蒋介石却对这位毛泽东先生放心不下，在他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称谓是“共毛”，9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当此万众欢腾的胜利时日，共毛态度又变，贪得无餍。我以至诚待他，但他竟然利用我的至诚之言，反而要求将华北五省主席和北平行营主任都任用共毛分子，并要编组共军四十八万人，这是我所提出的十二个师案的四倍之数，真是不可理喻。

9月29日，蒋介石更在日记中开列中共十大罪状，称其“盗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事实，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甚至“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可谓罪大恶极。到10月10日，《双十协定》发表，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在送走毛泽东后，又在日记中感叹道：

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和平谈判仅仅两天后，国共双方就在接收投降和解放区问题上发生冲突，10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发雷霆，指责“共毛”，“返回延安未及旬日，而多种横逆叛乱较前尤烈，此乃意中之事”，国共之间的再度内战，从此不可避免。到1946年初，“先生”这个词再次被双方抛诸脑后。1946年1月17日，“共匪”这个词再度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中：

今共匪仍在各省积极向我国军侵犯，反诬国军向彼进攻。余唯有逆来顺受与乘机应变处之。

两个月后，“共匪”这个已经消失了长达9年的词语，再次出现在报章上。而这一次

，已经远远不再是简单的称谓，而是上升为国民政府戡乱剿匪的要件之一。1948年6月，国防部政工局正式发布“对匪名称实施办法”，要求“共产党一律称为匪党；共军一律称为匪军；共匪一律称为毛匪；匪区一律称为匪占领区”，并且要求在报纸、刊物及图书编写、广播、讲演、训词、谈话及一切口头和电影、话剧、鼓词、歌曲、图片、说明及一切艺术宣传上，“一律采用确定对匪名称”。

从此以后，“匪”成为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唯一称呼。而中共方面，也同样还敬，1949年4月，中共华中新华书店刊行了陈伯达主笔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称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后一个大狗牙，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1949年以后，蒋介石又成了“蒋匪帮”，在一个刊行于1950年的宣传小册子上，有了一首名为《祸国殃民蒋匪帮》的诗，将蒋介石比作“乌龟精”：

天上有个扫帚星，

地上有个乌龟精；

扫帚精，乌龟精，

祸国殃民蒋中正。

1975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蒋介石死了》，仍然对这个已经去世的敌人毫不留情，在开篇时称他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四月五日在台湾病死”，而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时，台湾则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中国日报》头版刊登新闻《大奸巨憝恶贯满盈，毛匪泽东毙命北平》，斥责其“毕生迷信权力终因斗争而亡，满身血腥残杀同胞六千万人”。

《中国日报》头版刊登新闻《大奸巨憝恶贯满盈，毛匪泽东毙命北平》

但就像所有恩怨最终都会难逃时间的魔力一样，仇恨不可能维持太久的时间，伤痕会抚平，而文字是最好擦除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决定改变这种永久敌视的状态，1979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指示不再对台湾国民党政权进行侮辱性称呼，而台湾也在1981年7月27日的“国建会”上决定，“对中共的称呼作出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领导人的姓氏后面，不加上一个‘匪’字”。1983年6月，邓小平再次发表谈话，希望双方不要再以“不当词语”称呼对方。而实际上，“匪”这个词早已随着老一代的去世而烟消云散。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当邓小平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蒋经国的去世表示惋惜：“国民党和共产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的太早了。”14日，中共中央发去唁电：“惊悉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当时间进入1990年年代的时候，国共双方的四十年前的恩怨已经成为了一段太过遥远的记忆，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谈资，1990年，香港召开的两岸三地文学研讨会上，来自台湾中山大学的余光中，广州中山大学的吴宏聪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梁锡华在贵宾厅里小聚，这三个分别来自港台大陆的人开玩笑说自己开的是“三中全会”，余光中自嘲说自己来自“伪中大”，而吴宏聪则按照台湾当年对大陆的称呼自嘲说自己来自“匪中大”，香港的梁锡华听完“笑弯了腰”：“你们不是沾‘伪’字，就是身带‘匪’字，可香港没有这个福气，犹记得两岸未解冻前，称‘匪’者均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如台湾骂对手为‘毛匪泽东’，大陆同样骂‘蒋匪介石’，现在彼此客气了，不再用‘匪’了。我今天倒希望你们称我为‘梁匪锡华’，那我就成了名垂千古的人啦！”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李夏恩，编辑：禽禽，未经授权不得转载。